贯穿整个90年代的一个出版现象，就是“科学人文”图书的勃然兴起，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图书市场和阅读群落。出现这个现象，也许有诸多原因，但最直接的触因却是来自一套书———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不夸张地说，这套书对于科学人文图书的兴起也是“第一推动”。
1992年2月，包括《时间简史》、《细胞生命的礼赞》、《可怕的对称》、《上帝与新物理学》、《原子中的幽灵》等在内的“第一推动丛书”第一辑中的5种正式出版，不久掀起销售狂潮，媒体开始予以大量报道，“第一推动”、“时间简史”、“霍金”等名词一夜之间传遍知识界，许多人甚至以谈论这套书中的内容为时髦。从1992起年历时八年，直到今年5月“第一推动丛书”第二辑的最后一本《黑洞与时间弯曲》出版，这套书共有两辑18种与读者见面。几年来，这套书的相当一部分图书都进入了畅销书行列，《时间简史》更是在许多书店的科技书销售排行榜上一直徘徊在前几名，截止目前该书发行量已经高达近20万册，如果加上盗版，这个数字恐怕还得翻一番。《霍金讲演录》、《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时空本性》等的发行量大多超过10万册。在科普类图书市场表现普遍平平的大背景下，“第一推动丛书”的成功堪称奇迹。
“第一推动丛书”的成功犹如一支强心剂，对国内的科普出版予以强力刺激，激起了许多出版人的热情和冲动。于是，就有了一套套科学人文图书的问世。我们可以随口说出“科学大师佳作系列”、“支点丛书”、“三思文库”、“哲人石丛书”、“剑桥文丛”、“科学人文”、“科学与人译丛”、“人与自然”等一系列的同类丛书。“第一推动丛书”滋养了无数的读者，还催生了一个图书群落的出现，也催生了全新的科普观念，后者也许才是“第一推动丛书”更大的贡献。
那么，“第一推动丛书”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版的？它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它带给我们那些有益的启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要追述到80年代末。
1988年，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出版了《时间简史》，没想到它的销量令人吃惊，据说到1992年，已售出550万册，相当于全世界每1000人就拥有一本。霍金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身患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除了大脑能正常工作之外，肢体运动能力几乎全部丧失，然而，他在疾病面前却并没有垮掉，而是坐在轮椅上试图揭示宇宙创生的伟大秘密。
还在霍金的新书问世之前，他的弟子、来自中国的吴忠超博士就拜读了样稿。霍金教授建议吴忠超把这本书翻译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对于老师的托付，吴忠超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他开始联系国内的出版社，后经朋友辗转介绍，找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
回忆起“第一推动丛书”的诞生，湖南科技出版社社长汪华记忆犹新：“当时，对这套书，我们也有点拿不准，觉得要冒很大的经济风险。”为了印不印，印多少，出版社开了很多次会。当时出版社编辑的奖金要和所编图书的利润挂钩，责任编辑李永平也很犹豫。1992年2月，《时间简史》中文简体字版与另外四本书一起命名为“第一推动丛书”出版，每种首印3000册。
李永平，一幅大胡子，谈起话来温婉和气，却仍然给人以卓尔不群的感觉。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科学主义者。也许仅仅这一点就使他的名字注定是和“第一推动丛书”联系在一起的。在编辑过程中，李永平很快找到了感觉，抓住了这套书灵魂性的东西，他很兴奋。总序中的一段话也许最能代表他对这套书的理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于是，与以往的科普书主要着重普及科学知识不同，这套书一开始就定下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的“基调”。李永平说，现在看来，这个基调成为这套书能够成功的本质因素，也成为后来的科学人文出版物的共同着力点。
书出版后最初一段时间内，首先遇到了发行上的难题。当时许多书店都认为这套书太高深，没有兴趣订货，出版社好说歹说，才有一部分书店报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少量货。然而，读者的反馈很快来了，有的到书店找书，有的写信给出版社邮购。这使出版社意识到，“第一推动丛书”还有戏。1993年8月19日，湖南科技出版社与《读书》杂志在北京共同召开了这套书的研讨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纷纷予以报道。1994年11月，《读书》杂志以头条、二条的位置刊发了吴忠超为《皇帝新脑》所写的书评、李绍明为《细胞生命的礼赞》所写的书评。1995年底，汪华、李永平受邀在中央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制作了“让我们走近科学”的直播节目，节目一播出，很快就有书店要求进货。此外，还有许多媒体主动报道“第一推动丛书”的消息，发表这套书的评论。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读了这套书，其口碑也越来越好，人们奔走相告，互相推荐。95、96年，“第一推动丛书”真正火了起来。
令人吃惊的是，“第一推动丛书”的读者决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界，而是在艺术界、文学界、思想界均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兴趣。许多先锋派艺术家从中汲取灵感，试图藉此打破当时艺术界的沉闷空气。该套书也并非如开始时想象的那般只有大学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才能看得懂，相反，有许多中学生也非常感兴趣。甚至还有一位10岁的小读者一直跟踪“第一推动丛书”的出版。这名当时在长沙沙子塘小学读书的孩子，每年当湖南省举行书市的时候，都要跑到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展台上购买自己早就看上的“第一推动丛书”新书，为的是书市上买能打一点折扣。据他说，“第一推动丛书”的每一本他都仔细读过了，虽然并不完全明白，但他还是很喜欢。几年来，“第一推动丛书”销售量持续增长，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不断扩张的读者群。
“第一推动丛书”何以能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功呢？李永平认为，这套书最重要的特征是那种科学启蒙的气质，字里行间展示了科学家们追寻“真理与美”的精神力量，契合了90年代以来社会上对科学文化的需求。这种特点使得丛书全然不同于一般的科普书，甚至也不同于其后出版的其他科学人文类图书。多年来，“第一推动丛书”为了保证质量，淘汰了许多平庸的、风格与整套书不尽相同的选题。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必要的。此外，精致的书名、独特的装帧和封面设计、恰到好处的宣传推广……都有助于丛书最后的成功。
从1992年到2000年，“第一推动丛书”的出版已经延续了8年时间。8年里，这套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带给译者、编辑乃至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每一位员工很多快乐。然而，快乐的背后，艰辛的努力历历在目。
最突出的一个难题是版权的引进。在目前已经出版的18种图书中，取得授权的方式可谓多种多样。有的是通过台湾地区的版权代理公司（如《时间简史》由台湾博达著作权公司授权），有的通过海外的版权代理公司（如《我们为什么生病》通过美国Brockman公司取得授权），有的直接从原版图书的出版社获得授权（如《数学：确定性的终结》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予出版权），等等。可以说，每本书的出版，背后都有一则故事。
《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是由译者杨建邺推荐给出版社的。1989年，杨建邺看到了此书的英文版，仅仅翻看一下目录，眼睛就为之一亮，当即萌生了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冲动。开始，杨建邺在《世界科学》上陆续译出了几篇，颇受读者青睐。但是当联系出版时，没想到却屡遭碰壁，直到找到湖南科技出版社，事情才有了转机。于是杨建邺开始与该书作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S·钱德拉塞卡进行联系。当时，钱氏已经84岁了，又是科学界的大人物，杨建邺很担心钱氏会置之不理。没想到杨建邺的信1994年3月寄出，不久就收到了钱德拉塞卡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您想翻译我的书，我当然非常高兴；作为作者，我允许您进行翻译。”随后，湖南科技出版社比较顺利地通过台湾博达公司取得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简体版版权。
《我们为什么生病》也是经译者推荐发现的选题。1995年，世界上著名的科学杂志之一的《自然》为R．M．尼斯、G．C．威廉斯合写的这本著作发表了一篇书评，称它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本达尔文医学的著作。1996年初，禹宽平找到湖南科技出版社，将这本书的消息告诉了李永平，并再三推荐，最后得到了出版社的积极响应。随后，禹宽平与该书的作者之一G．C．威廉斯博士取得联系，了解到版权是由约翰·布洛克曼先生全权代理。出版社马上与布洛克曼联系，以重金购得了该书的全球中文版版权。
……
“第一推动丛书”从1988年开始策划到1992年推出最早的五本时，中国还未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而在随后的几年内，却经历了国内版权交易大起大落的变化。开始时的问题是渠道不畅，有时看上一本书，却根本无从联系；有时发信给作者或出版社，人家根本就不搭理；有时，找到版权所有人洽谈，对方却狮子大开口，提出的条件让谈判很难进行下去……更要命的是，国内版权贸易的状况异常混乱，一度极其狂热和盲目，哄抬版税者有之，互相拆台者有之，使湖南科技出版社版权工作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压力。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书的版权湖南科技出版社不得不割舍。有一本书，甚至翻译工作都做完了，但是版权买不到，只好向译者支付了退稿费以后放弃。“如果把这些无奈之下放弃的书都放在一起，现在‘第一推动丛书’可以多出一辑来。”李永平至今想起来还心存遗憾，耿耿于怀。
2000年4月，“第一推动丛书”第二辑最后一本《黑洞与时间弯曲》出版发行。与此同时，第三辑已经在紧张的筹划或版权谈判之中。据透漏，明年初，“第一推动丛书”新的一批书将推向市场与读者见面。我们期待着，“第一推动丛书”对科学启蒙做出“第一次推动”之后，还能成功地实施它的第二、第三次推动。相信总有一天，赛先生的光辉将照耀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采访报道王洪波
版式／图片康慨
教授，依您看，时间与永恒有什么区别呢？ 亲爱的先生，如果我有时间给您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话，那当您明白的时候，永恒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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